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文革前、文革中以及今天思想解放运动三种截然不同感受的知识分子，总自以为有着把这种历史感带来的反思，转化为时代智慧的责任。
或许可以采取这样的译法，就是：a being（单数）或者beings（复数）。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
此外，living作为动名词，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生计，二是活着。（《告子上》）这里思的主体是人、人人，即一种形而下的存在者，故其所思的对象也是形而下的存在者。《甲骨文字典》对才字的字形分析，与《说文解字》完全一致：才：艸木之初也。能够倾听并言说之，那就是聖（耳、口）。生活儒学的代表作《爱与思》，即可译为Love And Thought。
何取于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为什么不当有？这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很清楚的：有是对无的背离，形而上存在者是对存在的背离，这种背离失却了本真。作为意识型态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体现了美国思想史家沃格林所揭示的现代意识型态的基本特征：它们承诺，通过彻底的毁灭性革命——不论是革命党人主张的激进的经济、政治革命，还是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激进的价值、文化、社会革命，人将获得最终的解放。
在根除官方意识型态之后，革命与反革命，积极分子与反动派、我与敌人的界限有可能趋向于消失。因此，通常情况下，这些儒者无缘参加官方儒家组织的各种文化统战性活动。这是此前所没有的，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属于一种新现象。但是，在物质主义已经弥漫人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没有信仰的环境中，这样的理论努力完全无济于事。
这种意识型态从哲学上说是无神论的，基于其打破旧世界的雄心，也始终是反传统的。不过，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大陆还兴起了第二支自由主义：以经济学为本、影响及于法学、政治学的市场自由主义。
但宗教和宪制这两方面的变革决不是为了取消宗教，而只是重新安顿宗教于治理架构中。这样的政治态势意味着，儒家不得不准备以长期在野的身份，在民间从事其复兴事业。而政治上成熟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放弃百年来的反儒家意识型态。以儒家为本的传统的价值、信仰，士绅主导的社会结构，以及产权、经济体系，统统遭到这些革命的刻意破坏。
本来，在中国大陆的各种意识型态中，再也没有比自由主义与毛左派之间的对立更为直接的了。只不过，由于种种历史的机缘，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走上了反传统之路。首先是1990年代初，受到在台湾成熟之新儒家思想、李光耀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等影响，中国大陆出现了国学热。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具有宗教宽容的传统，宽容内在于儒家的义理结构中。
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初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其信仰，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这些理论都过分关注物质的增长，实际上就是在取消自身的意识型态性质。
因此，1990年代国学热兴起之时，自由主义者就保持警惕。儒家虽然不完全是宗教，但其在社会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基督教在传统欧洲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有某种类似之处。
不幸的是，现代意识型态虽可驱动大革命，却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可持续的治理秩序。作为中国之主流传统的儒家的复兴，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官方不得不承认孔子是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和中国的象征，孔子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主张自己主体性的唯一正当符号。举例来说，那些民间举办的读经班甚至私塾，就是对官方教育垄断的一种冲击。最有趣的是，毛似乎预见到他的继承者可能被迫回向孔子，因而警告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这两支自由主义的指向大不相同，前者侧重于文化、社会领域的反传统和个性解放，后者侧重于私人产权和自由经营权的保障。
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发起了摧毁传统的思想与文化内战，此即林毓生所说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心智。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众多毛左派也高调反对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雕像。
大陆当局的这一困境，对于正在复兴的儒家，和百年来一直追求优良治理的自由主义的关系，将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大量儒生也同时信奉佛教或者民间宗教。
当党治体系的控制力衰减之后，儒家价值和社会制度也就迅速复兴。当局的机会主义策略所制造的曲阜教堂事件和孔子雕像事件，实际上把大陆儒家向着这个方向上大大地推了一把。
无法设想，一群人根本没有任何精神联结纽带，竟然可以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并形成优良治理秩序。这样的自由主义有可能超越常识传播的浅表层次，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脉络中，构建自由主义的中国论说，此一论说当然不必刻意地寻求别树一帜于自由主义的欧美论说之外，而依然坚持人的自由和尊严，坚持普遍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和儒家其实都具有普遍主义诉求。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它经济社会革命的宗旨，就是摧毁儒家价值及其所支持的社会结构。意识型态的切割则同时取消了这两者，在国家内部人为制造对立，必然引发不稳定和斗争。
简单地回顾一下儒家与权力结合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唯有这样的人，才有意愿、有能力重建社会，重建自由主义者所向往的优良治理秩序。
历史的真相是，汉承秦制，不过宽和一些。自由主义者对于当局和思想界的这种努力相当警惕，并因此而强化了——其反对儒家的心态。
因此当局有意借助中国传统，主要是孔子、儒家，重建官方意识型态。很多比较温和的知识分子则信奉现代自由主义。
这样，毛的神话和思想就潜伏在官方意识型态体系的最深层，只不过在此之上，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迭加了一些现代的、开放的理念，比如增长、市场、法治等等。蒋庆提出政治儒学概念，进而提出儒教概念，同时提出了其以议会三院制为核心的儒教宪政方案。双方在同情性相互理解、互动的过程中，将同时获得新生命。据此而言，中国在构建现代国家这样的剧烈变革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安顿儒家。
至少在大陆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样的自由主义不具有理论创造能力，不足以对尚未完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回应。后面我们也将讨论反传统的启蒙自由主义的困境。
本文要讨论的是传统宗教，它们都正在经历伟大的复兴。正因为此，儒家虽然曾经享受独尊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相当流行，对于庶民来说，民间宗教也是宗教生活之本。
而当代那些致力于依据儒家理想建立秩序的儒者，通常都具有强烈的伦理与政治主体意识。孔子的可见率要远远高于那躺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干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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